李永才散文两篇

石榴红瘦九思巷

在成都羊市街19号原市委大门前，始终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向西行20米，再向南就进入西御河片区, 这一带过去属于皇城护城河西边的区域，九思巷就是一条挤在其间的背街小巷，喧嚣之后难得的闲适和宁静。据《成都县志》记载，在清朝同治年间，这条小巷子被命名为“九思巷”。《论语·季代》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说的是待人处事应有的品德，以此命名含有君子自谦和警己之意。

九思巷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那是1991年，我刚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市工商局工作。一个从穷僻的乡村走进繁华都市的农家孩子，初入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切都是陌生和新鲜的，尽管在成渝两地的大学读书，已算是过了6年多的城市生活，但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一个市民，恐怕至少要一代人的熏染。当年国庆节，我就仓促地与读书时恋爱的女友结婚了，说仓促，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两手空空，谈何成家，可为了早日解决两地分居，这也实属无奈之举。说来真幸运，当时我在企业监督处工作，在展览馆东升楼一起办公的领导武思毅告诉我，在九思巷有一套公房，赵海波要了一间，还有一间空着的，我立马找到领导李再光，在他的倾力协调下，我如愿以偿拿到了房门钥匙。又向领导李跃新申请，在荷花池工商干校借了一张学员用的小木床，加上爱人将好友李萍家闲置的老式沙发挪过来，配一张垃圾堆捡回来的小木凳，一个简陋的窝就这样搭成了。知道我们结婚了，赵海波也没有住进来。这个位于九思巷3栋一单元4楼16号，小而全的砖混套房，我们宅了5年。白天上班，晚上在邻居朱嬢家看电视；周末就在东城根街菜市场买点下市的蔬菜，生活还算过得有头有绪。最有趣的是住在5楼的周秉刚，上下楼也唤他老婆周秉刚，真实名字大家都不知道。在这条小巷，爱人利用休息时间，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摔了不少跤。最高兴的是刚成家的那个春节，上班第一天，领导就带上烟酒，约起几个同事来祝贺，我爱人简单做了几个下酒菜，大家就热火朝天地喝起来，那一次我醉得比较厉害，但也高兴了好久。我家隔壁是领导李克明的儿子李涛，他在九思巷一住就是二十多年，青春年少的时光都在这里消磨，对这条看起来破旧不堪的老巷子，满怀外人难以理解的深情。

九思巷在成都的老街巷中算是比较长的，从西到东有300多米，巷子宽窄不一，大概有4至6米。西端街面比东段宽许多，接近10米，这相对宽敞的地带自然成为街坊邻居重要的社交场所。白天，踩缝纫机的太婆、卖菜的小贩、修鞋的大叔等大排档式的人物都汇聚在此。晚饭后，这里变成了大家伙儿户外活动的空间，老老少少其乐融融的样子让老街巷展现出一派成都经纬坐标式的生活景象。九思巷东头，院坝成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里，巷巷面、烧烤摊、理发店、小卖部各就其位，小孩子在巷子里嬉戏打闹，大人们在巷子里打牌下棋、纳凉闲侃拉家常，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夹杂着夏蝉的鸣叫不绝于耳，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那时候年轻又艰辛，对这条沉默寡言的小巷子并不怎么在意，后来要搬家了，才在周边转了转，发现九思巷还真有些历史渊源。九思巷有两三个院落保存了川西古院落的风格，门牌、院落、土木结构的建筑主体，都不落俗套，踱步于这些老旧院落，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成都的市井生活。巷子东头小院里，一棵上百年的石榴树，每到春天石榴花开，火红了窗户下每一张脸；而秋天石榴红瘦，满树的果实，人见人爱。小院东侧便是这条街最为经典的3号院子，俗称“冯家大院”。院门上的朱漆早已掉落，斑驳的痕迹诉说着老院落的年纪。青砖砌成的拱形门洞上，左右各立着一只石狮子。灰白的旧墙与周围建筑连成一片。不仔细看，谁也不会注意到，院门石砌屋顶上，“大树家声”四个字依稀可辨，精美的牡丹花纹路幽幽绽放于两旁石柱之上。《后汉书·冯异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位奇人：“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大树将军’。”此人便是汉光武帝刘秀麾下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冯异。冯氏子孙以冯异不居功自傲为荣，便于冯氏宗祠楹联上题写“始平世泽，大树家声”之言，以此为家训。冯家大院于上世纪初叶就诞生于九思巷，是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四川军阀田颂尧所修，后赠予其岳母。田颂尧岳母姓冯，宅子便得名“冯家大院”，冯家大院作为老成都民居文化的见证，已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其实九思巷2号院也不平凡，清真九寺就列其中，原清真九寺的大殿是著名爱国英雄许世亨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造的，这座古建筑大气而不奢华，每根柱子都刚直不阿。许世亨是新都人，戎马一生也十分了得，从普通骑兵晋升到一品大员提督，乾隆皇帝钦定的平定台湾二十功臣之一，画像挂在紫光阁，乾隆亲笔为画像题赞：“浙江提督坚勇巴图鲁许世亨：黔省之兵，素称勇敢；率以赴军，半天冲险。婴之者断，当之者斩。不愧丈夫，一身是胆。”后来，安南（今越南）发生战乱，许世亨奉旨进军安南，在一场战斗中牺牲，被封伯爵，入祀昭忠祠，谥号昭毅。2019年1月7日，九思巷2号建筑成为保护建筑。

一条幽深的巷子，周围高楼林立，巷里茶铺酒肆熙攘而静谧，除了附近的居民，极少有人走进这条小街的深处。2018年，九思巷被拆迁，冯家大院和清真九寺原址保留。曲终人散，余音袅袅。曾经喜欢的那些陈旧，灰暗，每一扇锈迹斑斑的门窗，每一粒沉浮于岁月的埃土，都好似穿越百年的风物，缓缓而不知归处……瞬息之间便消失于历史的演变之中。九思巷就如同它的名字般古朴的时光，承载着不同的沧桑与聚散，留给后人如梦的怀念及发人深省的九思之训。

白马寺的零光片羽

成都人民中路，像一棵古老的洋槐树，由南向北，躺卧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过了万福桥，在东西向生长出两根枝桠，向西的一枝沿府河边伸向万担仓市场，再拐向北就是白马寺街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条街狭窄而黯淡，周边的建筑除了西藏饭店外，都是一些低矮而陈旧的棚户簇拥在一起，像一堆秋后的落叶。

说起白马寺，很多人都会想到古都洛阳。成都的白马寺建于明代，据说是在四川布政司参政郭斗主持下，仿洛阳白马寺修建的。《金牛掌故》中记载，成都北郊万福桥附近有两座庙子，一座尼姑庵叫白衣庵，一座和尚庙叫白马寺。后来有一个骑白马的洋和尚路过，留下两箱经书后西去，于是众人集资在此修建了白马寺。

据文献记载，白马寺曾经是成都城北规模很大的寺庙，因为临近武担山和清远江，曾经是成都人北郊游览的圣地之一。白马寺在明代最为鼎盛，可惜的是在明末毁于战火。清朝时有过复建，但是规模和盛况都不如前。1939年4月，白马寺改为成都最大的救济院——四川救济院，整个救济院包括儿童、妇女、游民、老废四所分院。解放后，白马寺陆续被毁坏，衰败得连牌坊都没有留下来，只剩下少许的房屋，被充作人民北路中学校舍和白马印刷厂厂房。白马寺就这样不复存在，而留下的白马村与白马寺的地名却依然在延续……

从1951年开始，这一带住户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几条以白马命名的街巷，诸如白马巷、白马前街、白马一巷、白马二巷、白马三巷、白马四巷等。其中一条西北走向的大街取名为白马寺街。与我结缘的是白马寺街8号院子，通过一道洞穴式的小门，进得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六层高的建筑，分为四个单元，东西朝向，门又向西开，无怪乎阳光难得倾斜过来。院子的表情阴沉、低暗、潮湿，除了门口一棵小叶榕施舍的几粒绿意外，整个院子看不到一点生气。自1995年迁到这里，我们居住了4年多，每天早出晚归，小职员的惯常生活，机械而呆板，没有多少新意值得回忆。特别是在晚上，感觉百无聊赖，有时就溜到四单元一楼集体宿舍，与几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摸几把麻将，打发日子，这样浑浑噩噩一混就是近五年，成了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段时光，后来想，那几年如果用点心去读一个博士，或许后半生的路，可能会走得自由和洒脱一些。

在这里生活，唯一有点慰藉的是，我们把远在涪陵乡下的父母接到这里住了一年多，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的农民，偶然来到大城市，初来乍到的新奇和幸福感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在白天，两个贫瘠的影子晃悠在万担仓农贸市场，代我们买一些低廉的蔬菜水果，而晚上就蜷缩在床上唠叨一些乡下的琐碎，尽管生活习性与城市格格不入，但一日三餐多一点油荤，他们还是觉得像过上了神仙的日子。由于我们入职时间短，工资收入低，时间久了，就显得捉襟见肘，拮据的生活越来越窘迫。父母见状，也不想拖累我们，就回乡下老家了。

在白马寺的日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情趣，有一次，在一单元楼下偶遇同事黄文莲，她在商标事务所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平时见面都会寒暄几句，她热情地邀我去家里坐坐，我也就沙地萝卜一带就去了，记得她麻溜地弄了四菜一汤端上桌，满屋子都飘满肉香，我口水滴答的，上桌就开始捞菜，味道真不错，回锅肉炒出了厨师的水平，这一餐美味佳肴，让我恍惚三日不知肉味。

在白马寺街上，一些老国营单位密集地铺排在一起，除了至今还存在的省轻工研究所、省纺织纤维检验站、省林业职工中心医院、纺织工业干部学校外，这里曾经还有白马印刷厂、成都面粉二厂、成都钉丝厂、西城区包装印刷厂。从我居住的院子出门向右，是位于白马寺街10号的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墙头红色的标牌耀眼醒目，一排洋槐树下，人群熙来攘往，向院子里探看，树高光隐，林荫密布，环境幽静。医院始建于1959年，至今仍主要为本系统职工和家属服务，也对周边群众提供就医诊疗。

医院斜对面是白马寺街17号，有成立于1964年的四川省皮革研究所，几次改制，2000年由事业单位转制为国有科技型企业。同在这个院子的还有四川省纺织干部培训学校。红砖灰瓦的小楼陈旧而凌乱，墙上长满爬山虎，窗户被一纸暗暗的尘土蒙上，让人质疑这里曾是当年多少人瞩目和羡慕的铁饭碗单位。

再往前是白马寺街19号，有始建于1958年的四川省轻工业研究设计院，以前叫四川省轻工业研究所。院所的门楣牌匾还在，因此显得资历不低。而同样年辰久远的地方国营成都旅行服务社则显得低调，如果不是人北中学前面那栋旧楼还留着一块宿舍标牌，谁也不知这里曾有这个单位。与之比邻的白马寺街23号，是成都钉丝厂，设立于1955年，当年生产的圆钢钉、架空通讯镀锌铁丝一度上四川省优质产品目录，生产的防近视电子台灯还曾获得全国首届医疗保健精品博览会银奖，如今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风光属于往昔。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有名的白马印刷厂，现在留下的印象，或许也就是那七八间专门做纸张生意的铺子了。

沿白马寺街北行，在建设银行宿舍左拐就是白马后巷。小巷尽头临河处是五丁苑小区，这里有市中心难得的幽静和安逸，少有路人经过，特别是秋天，坐在三棵大树下的“有茗堂”茶铺，阳光照进院子来，谈天说地，读书看报，人多时打麻将，人少时打瞌睡；盖碗茶里花香缭绕，打着漩儿的叶片，有节奏地曼舞；路边高高低低的建筑，人字形瓦屋顶，远望如锦江起伏的微澜，独有老成都残存的古味。

除了久远的街巷传说和精妙的邻里故事，白马寺街也有着厚积的文化底蕴，最值得探究的便是巴蜀文化的发轫地。追溯“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绕不开成都白马寺这个地方。上世纪20年代，白马寺周边因为窑厂烧砖取土缘故，这里陆续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花纹特别，引起了著名学者卫聚贤的关注，卫聚贤先后几次考察成都白马寺，还在成都古董摊上，搜求到一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兵器和罍、壶等器物。

卫聚贤是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1927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被称为“学界怪才”，“他敏感于风气递嬗，既得旧学之根蒂，又得新学之浸染，中国历史学的新旧杂糅集中于其身上，其人亦堪为百年中国历史学迁变的一个范本。”其研究方法将统计法、比较文法、音韵学、民俗学、考古学相结合，颇具特色，是一位极富创新思维的学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专著。

1940年，卫聚贤从上海辗转到重庆，与多名学者一起成立了巴蜀史地研究会。据卫聚贤自述，1941年4月起，他多次到成都搜集青铜器，先写成《蜀国文化》一文。其后，在林名均告知下，卫聚贤得阅《华西学报》相关论文，发现此类青铜器分布不限于古代蜀国地，也见于古代巴国地，于是卫聚贤将文章题目改为《巴蜀文化》，并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1942年，他又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以相同题目再次发表关于巴蜀文化的学术文章。那个时候，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业界大多认为巴蜀荒蛮、文化落后。卫聚贤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巴蜀文化”研究的发轫，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还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篇章。由卫聚贤发起的巴蜀文化讨论与研究，有力推动了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理论研究。

从白马寺8号院门口向左拐，穿过一片类似“港星马”一样的理发店、春卷摊、包子铺等低质而杂乱的铺子，就进入万担仓路。万担仓一带，在1949年前，是一片荒野坟地，间或有零星菜畦。解放后，政府在此修建万福桥仓房22栋，民间称为“万担仓”，是上世纪50年代市内10个粮库中容量最大的。当时，粮库由部队守护，而粮食运输靠的是“鸡公车”。1981年，地名普查时将粮库门前道路命名为万担仓路。万福苑小区是当年粮库的位置，万担仓路1号小区是当年储存面粉和加工饲料的地方，其后是成都第二面粉厂。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府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来，两岸树木挺拔秀美，远景近物古朴疏朗，从五丁桥过河，就是当时的城外，白马寺曾经是成都西北角的名寺，而今只残留零光片羽，“白马寺”作为街名仍记载于一个城市的人文地标上，而白马寺的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必将深深地铭刻于人们的记忆，彪炳于学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