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成先生

先生一词，时下用得宽泛和廉价，我用先生这个词倒是小气和吝啬。但是，称杨蕴成老师先生，是来于我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敬仰。

三十二年前的暑假，我在四川教育学院（今成都师范学院）新都教学点上与先生初识。先生时值不惑，面容慈祥，眼里充盈和善，青春不乏内敛。

教学点上的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讲台靠门一侧有一台落地的风扇。室外的阳光白亮得刺眼，室内闷热透不过气来，四十多位同学不停地扇动着手中的扇子或者书，但还是难抵汗水的激情澎湃，应验了热得拳头揩汗的俗话，听课自然打了不少的折扣。

先生来上课的时候，那台落地的风扇被放到了教室的中间，先生让我们围坐成一个大的圆圈，让我们享受了风扇的凉风的普惠。开讲之前，先生说：“大热天来趟成都面授不容易，课时又有限，教材上的内容我不讲了，讲义上有的也不讲了，我想以专题形式就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史学界有些争议的问题谈些个人的心得，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先生授课时，声调不高，和颜细语，娓娓道来。但是，析事晓理，视野宏阔，通透独到，极富吸引力，大热天里有股和煦的清风拂过心田的感觉。

1990年初，我因招聘调到双流县中任教。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得到了先生许多的帮助，这帮助不只是精神和专业上的，物质上也是颇巨的。与先生接触和交往多了，对先生了解也多了起来。先生小时候因腿病残疾，高中毕业就到了工厂做工。尽管这样，先生与书为友，从未放弃学习。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先生高考获得了全省文科第三名。上了川大历史系，毕业后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

在教院读书的时候，我听过先生评教授的趣事。第一次评教授的机会，各项条件先生都无可争议。然而，先生觉得研究的成果还难与教授相称，遂放弃了申报。先生不申报，其他老师也就只能作罢了。随后先生撰写了多篇极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在多家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后，方才申报教授评选。这件事，我问过先生，他轻描淡写地说，教授称谓应该是名与实相符，徒有虚名，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每年上先生家或在外面都要聚几次。在成都，先生往往抢先就把费用预付了，原本是尽个心意，常常让我反到尴尬，过意不去。为了破他这个惯例，我故意不选择在成都，而让先生动步，以方便掌握东道主的主动权。2018年教师节前夕，约先生和江渝老师来双流小聚。江老师小先生几岁，是大学同学，又是同事，关系有如兄弟，曾任成都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因为先生，江老师对我厚爱有加，帮助很大。餐后茶叙，聊到身体的重要，见江老师身体消瘦，气色欠佳，我问原委。江老师说，他每天坚持运动，还坚持冬泳，身体体检各项指标没发现问题。先生在一旁笑着说，适量的运动是可以健身的。我约春节我们再聚聚。江老师说，春节他到新加坡与女儿女婿过节，只有过了春节“五一”回来再聚了。

“五一”之前的一天，先生电话告诉我，江老师回来就住进了医院。顿时，我很是震惊。江老师出院后，我上家中去看望了几次。后来他又住院了，就再不告诉我他住院的地方了，拒绝我的探望，理由是怕给我添麻烦。直到去世处理完后事，江师母按江老师遗嘱，才电话告诉我“江老师走了”。没能见上江老师最后一面，送上最后一程，至今内疚。

我知道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但精气神不差。他病得严重却从未对我说起过。江老师去世后，才告诉我：2013年，医院确诊先生是间质性肺炎，十多天连续输入大剂量抗生素后，免疫系统紊乱。2014年6月血小板突然降低至1，都未查出病因。激素治疗已经没有效果，后来每月需注射十多次药物才能勉强维持稳定指标。此时我幡然醒悟，前些年有几次见先生时，先生口腔、舌头及身上出现成团的乌块，问及原委，先生总是淡淡地说，血小板出了点小问题，不碍事。

先生家里藏书很多。随着病情的加重，眼睛看纸质品吃力，好几次言及其所藏书籍，特别是文史方面的，让我挑选拿走。难却先生爱意，我分三次搬走了先生不少的藏书，每一次我心里都有很难过的感受。我理解先生与自己珍藏书籍的那份依恋的情愫，以及先生把自己珍藏的书籍赠我的那份厚望。

2020年国庆前夕，先生住进了医院，因疫情，医院拒绝探望，先生说等出院了他联系我。春节前夕，先生出院了。先生身体极度虚弱，活检取样确诊已是外周T细胞淋巴癌晚期，颈部和腹腔内出现大量的包块。听说我要上家里去看望先生，师母特地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席间先生不停地给我挟菜、盛汤，劝我不要讲礼，随便些。不时还谈笑风生，我知道先生这是让我不要担心他，看不出先生是一位已是癌症晚期的病人。

清明假期的一个晚上，接到先生儿子的电话，说先生病危，已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一早，我上医院看望先生。先生从昏迷中醒来，用低微的声音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随后，又昏迷过去了。看着被癌症折磨痛苦中的先生，我噙着泪水走出了先生的病房。

2021年5月3日，上午十点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默立在先生的灵柩前，我悲伤的情感在心里禁不住翻涌流淌。先生走了，先生的道德和文章还鲜活在人世间。